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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联络员郭一峰同志前来先容了新疆的处境和总理对新疆“文

时间:2019-03-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父亲曾如清,老红军,开国少将,1967年7月7日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岗位,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同年10月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同期调到新疆兵团的还有:六十七军副军长孔瑞云,任兵团副司令员,开国少将;

  父亲曾如清,老红军,开国少将,1967年7月7日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岗位,调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同年10月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同期调到新疆兵团的还有:六十七军副军长孔瑞云,任兵团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十六军副军长杜海林,任兵团副司令员,开国少将;二十军五十九师师长朱铁谷,任兵团副参谋长。他们被兵团干部群众称为“四位新领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分管兵团武装部队工作。当时兵团的主要领导有: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兼兵团党委、政委王恩茂,开国中将;军原起义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此时已“靠边站”;农垦部副部长兼兵团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张仲瀚,被中央定性为“走资派”并免职;兵团党委第二书记、第二政委裴周玉;兵团党委第三书记、第二司令员丁盛。父亲的调令公布后,“”广播电台曾作报道,称之为“陈毅部队调入新疆的第一人”。我跟随父亲入疆一年,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是父亲参加革命数十年来在党内斗争中遭受打击迫害最严重、最能体现他“忠诚奉献、耿直本分”官德人品的一段历史。为缅怀、学习父亲的优秀品质,现根据本人所见所闻和有关资料,将父亲这段经历回忆整理如下。

  1967年,全国正处在“文革”初期“天下大乱”的年代,父亲在北京担任派驻国务院文化部工作大队长,工作队撤出后,到南京军区协助饶子健副司令员分管“支工”工作。7月7日,军区林维先、饶子健副司令员和政治部符确坚副主任就调新疆兵团一事与父亲谈线日,父亲飞赴北京,下午在京西宾馆会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南京军区鲍先志副政委,晚上拜见了时任军委常委的粟裕老首长。7月15日,总政治部袁子钦副主任与父亲谈线日,听取总政干部部任免处胡处长介绍新疆军区和兵团领导班子情况。回南京后,军区杜平政委和林维先、饶子健、张才千副司令员等于7月22日下午接见父亲,并表态赴疆时可以带秘书、警卫员,走前可以住院体检。

  这一期间,父亲考虑到自己战争年代落下了严重的肺结核、慢性气管炎等疾病,担心身体难以适应新疆严寒的气候,曾分别向南京军区、总政治部领导和粟裕老首长提出希望报请中央收回任命。军区党委同意换人,并上报了替换人选。但总政答复是:加强新疆兵团领导班子是毛主席交代的政治任务,事关巩固边防、备战反修战略大局;而且任命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难以改变了;还是先到任为好,今后如身体不适应再做调整;并告知,经请示军委副主席同意安排接见。粟司令员也谈到:“你的工作调动,主席批准以后我才知道,不好再提意见了。那个地方很重要,是国防要地,战时要动员20个师以上部队出来打仗。与苏联接壤的边界地区居民已后撤,第一线就是生产兵团的人,是生产基地又是国防前线。”粟司令员还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兵团情况。9月19日,父亲约朱铁谷同志一起飞赴北京等候叶帅接见。我当时是镇江市第四中学初三学生,学校因“文革”停课,父亲想带我去新疆读书,故同机前往,到了乌鲁木齐后才知道,新疆比江苏更乱,根本无法读书。到京后又与我大哥剑欣(大连海军工程学院学生,时在北京串联)和二哥剑中(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汇合,住进总参海运仓招待所。

  9月29日,周总理的联络员郭一峰同志前来介绍了新疆的情况和总理对新疆“文革”运动的指示精神。10月5日晚,叶副主席专门打来电话做了四条指示。近期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叶帅电话的原始记录稿:“林副主席要我们开几天军委常委会,解决一些认识问题,因此抽不出时间与你们谈话。总政已告诉我,要我与你们谈谈。很抱歉,不能抽出时间与你们谈”。(后来得知,叶副主席当时面临“造反派”的揪斗和、一伙的纠缠,处境十分困难。)“你们二人(指曾、朱)身体都好吗?那边冷一点,要注意保重身体。你们的家属带了没有?”(曾:“没有带。”)“以后有空可以回去带,我将来有机会来新疆时看你们。我现谈几点意见:(一)中央对新疆问题安排在年底解决。现在全国有7个省市已成立革委会,正在解决问题的有8个省。主席指示今年争取再解决10个省市,这样今年可以解决25个省市问题。(二)兵团情况。今年上半年已搞过一次,是总理亲自主持解决的。因总理忙,我帮助他管了一下,弄出了一点问题(指的是1967年1月26日新疆兵团石河子农场发生的流血事件,丁盛等将其定性为“张仲瀚背后指使、残余势力向夺权的一·二六反革命事件”。据“文革”后调查,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丁盛等人组织武装值班部队群众的事件,开枪打死27人、打伤78人,逮捕49人,株连1000多人)。张仲瀚这个人生产是懂一点,但犯了很多严重错误,最后有个检讨,我看基本上还可以,组织上已经定性了,群众批斗后,是组织处理问题了。(三)丁、裴同志的情况。丁、裴同志与军区搞在一起,有些问题联系起来了。你们去后要多听各方面意见,多带耳朵,少说结论性的话。因为那边情况很复杂,有些问题还未充分暴露出来。对丁、裴同志要多帮助他们全面考虑问题,他们有错误,还是要采取帮助、团结的方针。有错误要改过来,转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四)兵团运动以后要重新整顿。有些旧军官改造不好的要调整。那里是很重要的地方,是反帝、反修前线,工农业发展很有希望,兵团前途也很大,两位主席很重视那个地方。你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了问题可以直接与我通话。我们打电话,不知道是否有人偷听和录音。我们有事都是用军用电话。”

  在等候叶帅接见期间,父亲还先后带领我们拜访了他的入党转正介绍人徐特立老人;看望了他的本家叔叔和革命引路人曾山,与他们亲切交谈,互致问候,共叙友情,合影留念。在曾山的住宅正遇到来“抄家”的造反派,父亲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严肃批评他们不了解革命历史、不按思想办事。此后,两位老人先后于1968年、1972年去世,北京的见面成为我与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1967年10月6日上午,我随父亲及警卫员(考虑到秘书孙宝忠孩子小等原因而未带他),朱副参谋长及警卫员等5人从首都机场乘飞机,当晚在兰州住宿,7日飞经哈密进午餐,下午到达乌鲁木齐机场。一出机仓门,两辆黑色苏制吉姆轿车已在等候。登车驶出机场大门,路边突然闪出两辆军用卡车,满载荷枪实弹、头带钢盔的武装人员,车头上架着轻机枪,一前一后护送至兵团大院,一派紧张肃杀的气氛。第二天,兵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欢迎新领导,丁盛在讲话中介绍父亲时还提高嗓门说:“曾副政委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是我们江西老表!”引发一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段时间与兵团及各级领导、群众组织头头的接触交谈,四位新领导对新疆及兵团“文革”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全国和新疆及兵团的“文革”已进行了两年,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对立,受“文攻武卫”口号的影响,派别组织之间的武斗已升级至动枪动炮的程度。中央的方针是:逐地做好干部群众的“大联合”工作,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新疆地方干部群众以“打倒王恩茂”和“打倒武光”(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此时已被中央定性为“叛徒”)为标志,主要分为“红一司”、“红二司”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路上行驶的汽车按喇叭都分为五声(意为“打倒王恩茂”)、四声(意为“打倒武光”),我在乌鲁木齐市区曾亲眼见到两派人员互相扔手榴弹的恐怖情景。军区和兵团领导支持反对武光的“红一司”,驻新疆空九军领导则支持反对王恩茂的“红二司”。郭一峰介绍情况时说,中央认为两派都是“造反派”,各有优缺点,应该帮助、引导,促进他们联合起来,对王恩茂是否参加“革委会”,中央还没有明确表态。

  兵团内部主要也分为两派:多数派是以解放军官兵为主体的“八野”、“联总”,统称“革命派”,支持王恩茂和丁盛、裴周玉,与地方“红一司”观点接近。少数派是以知识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兵农造”等组织,反对王和丁、裴,统称“造反派”,与地方“红二司”观点接近。还有很多原来保张仲瀚的“保守派”组织干部群众,基本不公开活动,但观点倾向“造反派”。丁、裴分工四位新领导多做“造反派”的工作(因为他们已陷入派性,无法接近“造反派”组织),但实际上是想分化、瓦解“造反派”组织。四位新领导商定还是按照叶帅和总政领导的指示精神,采取居中的态度,两边做工作,促进他们联合。但这样做往往受到两派的夹击,丁、裴也不满意,处境十分艰难。比如,参加“造反派”聚会时,会场群众高喊“打倒王恩茂”、“打倒丁、裴”口号,新领导按组织原则不举手呼喊,即受到攻击、责难。而丁、裴和“革命派”则认为新领导同情、支持“造反派”,常常派人跟踪盯梢、围攻骚扰、逼迫表态。有一天晚上一群人还冲入我们家中,扬言要“抄家”。父亲在兵团非金属公司云母厂做两派联合工作时,被掌权的“联总”组织轮番围困五六个小时之久。

  1967年11月下旬,哈密地区爆发大规模群众武斗事件,造成铁路运输中断。周总理指示立即组成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领导小组,并亲自点将,由新疆军区谭开云副政委任组长,父亲和空九军政委陈冠任副组长,率领工作组于11月30日进驻哈密。在3个多月里,父亲参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制止了武斗,稳定了局势,收缴了武器弹药,恢复了铁路运输,促进了两派联合。由于工作繁重、疲劳,内外矛盾重重,加之天寒地冻,父亲累得病倒、发高烧,被送进医院挂水治疗。但住院只几天,父亲又出来继续工作,连元旦、春节都是在指挥专列上度过的。

  在兵团工作一段时间后,四位新领导逐步了解到:丁、裴在领导兵团“文革”运动中存在残酷打击一大批老干部和基本群众;组织、策划、指挥武装部队介入地方武斗(丁盛亲任总指挥);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等严重错误。新领导按照叶帅指示的“团结、帮助”方针和党的组织原则,一方面尽极大努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促进联合;另一方面,在兵团党委常委会、主要领导干部会和个别交谈中坦诚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希望丁、裴认真检查并迅速改正错误,促进两派联合。他们的善意批评却引起丁、裴等人的反感,遭到有组织的打击报复。1968年春节后,丁、裴赴北京参加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父亲主持兵团党委日常工作。但丁、裴明里暗里遥控指使其亲信势力采取盯梢、围攻、窃听电话、私拆信件、拒发签署的电报等手段,搅得四位新领导无法正常工作。迫于无奈,他们直接向领导反映情况和意见。军委研究并报中央同意,决定兵团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到北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问题。

  1968年3月4日,父亲一行同乘空军专机飞赴北京,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马拉松”会议。这一期间,既有令父亲兴奋快乐的事,但更多的是令人烦恼的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3月25日,中央领导接见各地代表,由通报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卫戍区司令员)“反党集团”问题;周恩来总理和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也讲了话;最后,毛主席接见。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在运动中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晚兴奋得通宵未眠。”5月1日记载:“晚放焰火,这是平生难忘的一天。我第一次登上,以后第二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上和回去时,都靠近我们走过,还见到很多首长。”7月1日记载:“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新疆军区(包括兵团)团以上干部,我们又一次很清楚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晚上看钢琴伴奏红灯记,又很清楚地见到毛主席。”字里行间,当年干部群众中流行的对毛主席热爱、崇敬的情感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会议期间,四位新领导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把问题和意见摆到桌面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曾一度迫使丁、裴作出检查。但自从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升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兼总参谋长后,军委成立办事组取代常委会,其成员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叶群(办公室主任)、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全是“四野”的人,完全违背党的“五湖四海”优良用人传统,他们与丁盛有较深的历史渊源,情况立即发生了逆转。丁盛一方面与黄、吴、李、邱密切往来,诬陷四位新领导,密谋进行打击迫害,并炫耀请其吃饭时的合影照片(黄永胜等还向中央力荐丁盛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另一方面唆使其亲信势力攻击四位新领导“反对丁、裴首长”、“阴谋篡权”、“保张仲瀚”、“为石河子反革命案件翻案”等,还逼迫父亲交代与叶帅的“黑关系”。四位新领导在困境中据理力争,开展了艰难的党内思想斗争。

  在1968年4月11日中央和军委领导接见新疆军区和兵团领导干部的会议上,黄、吴、邱按照会前密谋的方案,对四位新领导横加指责、严厉训斥;、康生等也多次粗暴地打断父亲等人的发言,为丁、裴撑腰打气。比如,当孔瑞云副司令员谈到兵团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时,多次声色俱厉地插话说:“我不明白,怎么能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分开呢?你越说越把我弄糊涂了。”“你们把问题提出来,不要做大报告。”“你把本子合起来,问题就出来了。”当父亲谈到正确对待“红二司”观点的群众时,康生突然气势汹汹地插话说:“什么二司观点?!二司保武光,砸烂十二条,是错误的。武光是大特务,他把王光美介绍到内来,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你们应该对武光、张仲瀚有高度的阶级义愤,还有后台就是贺龙。”当孔副司令员谈到“不要有派性”时,又阴阳怪气地说:“为什么没有派性?没有派性不对,那就是折衷主义!我就有派性,是无产阶级派性,张仲瀚、武光是资产阶级一派。你的概念都不清楚,还讲什么!你们自己打,在这里吵,我听得头都装不下了!我看你们是不顾大局,你们新去的一头栽进去了!”她还说:“兵团的问题就是根本不顾大局,违背毛主席教导,像不像解放军?把揪出的敌人、坏人放在一边,抓住一点什么东西不放,自己在那里吵,使他们养得肥肥的、舒舒服服的。大局就是团结对敌,就是斗全国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民族败类、坏蛋!”

  、康生等人此时关注的“大局”就是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对兵团四位新领导的意见根本不愿听。当然,他们讲话内容更多的是指责王恩茂,对丁、裴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有所批评。比如,邱会作说:“兵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1)从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张仲瀚;(2)正确地处理了石河子事件;(3)执行捍卫了十二条。错误有两条:一是压制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二是参加了地方的武斗。”接着说:“不仅介入,而且在背后操纵指挥。人、人民军队,不爱护,自己给自己创造垮台的条件!兵团的四个同志,你们去的时间不长,不调查研究,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一头栽进去弄不清楚。”

  周总理做指示时,从促进兵团班子团结、稳定局势的大局出发,对双方都进行了善意的批评。1968年5月4日周总理再次接见时,要求兵团党委顾全大局,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双方都要高姿态检查自己的错误,团结起来,稳定局面,把会议开好,写个好决议共同执行,搞好兵团的“文革”和生产、战备。总理还逐个询问每位同志的意见,当询问父亲意见后,总理说:“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加上陶峙岳的余党,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劳改犯,要做阶级分析。”“新疆与苏联接壤,兵团内部还有五六万少数民族,不能说一点地方主义没有。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怎么能与江苏省军区、六十七军、十六军、二十军相比?对象不一样,到了新的社会嘛!不管你们原来当省军区政委、副军长,还是当师长的,都要当新社会去研究。”总理的讲话完全是善意和摆事实讲道理的,但邱会作却多次插话说:“纪要写得很平,针对性不够,没有角,不尖锐。”“写决议要旗帜鲜明,经过中央批准就好办了。”总理在会场上翻看了决议稿,但没有表态,会后又让秘书打电话传达指示:“决议要与四位新领导研究、修改后定稿。”但丁、裴在黄永胜等人的支持下,篡改周总理指示精神,在集体核对记录时,不顾四位新领导的强烈反对,强行按他们的记录印发所谓《五·四指示稿》,并对新领导组织围攻批斗。他们背着四位新领导将兵团党委决议草案上报后,总理迟迟未批,最后以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名义批复。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坦诚,但面对“文革”尖锐复杂的党内政治斗争却毫无“防人之心”。他在刚到兵团不久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做自我介绍时,坦然提及自己在红军时期曾负伤被俘,在南昌军人监狱坐牢的经历,不料在北京会议期间却被丁、裴等人加以利用。他们抓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父亲在江西赣南地区打游击受伤被俘入狱的这段所谓“历史问题”大做文章。丁、裴还通过长途电话,将在北京获得的曾如清个人档案中的有关内容口述传达到新疆,为他们私自成立的专案组提供调查线索,并公然在派性小报和各种会议上诬蔑曾如清是“叛徒”。

  1968年9月2日,在黄、吴、邱接见新疆军区和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上,黄永胜突然宣布“曾如清因历史问题需要审查,暂不回新疆”。9月5日,军委办事组分管干部工作的老邓和徐刚与父亲谈话,传达邱会作指示:“回南京接受组织审查”。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首先拿职级最高、资历最老的曾如清的“历史问题”开刀,然后将四位新领导逐个彻底打垮。

  1968年9月8日,父亲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南京。此后,一方面接受所谓“审查”,一方面参加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的“思想学习班”。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他数度发病,后经司令员特别批准,住进解放军125医院,诊断为肺结核病复发,老慢支引发肺气肿。1969年1月19日发生严重气胸,动手术插管抽气。1970年1月,发布1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将许多军队老干部从沿海城市安排到内地三线城市,父亲被“发配”到安徽省军区合肥干休三所,一住就是8年。1973年底,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后,仍在一些场合讲曾如清在新疆如何坏,企图继续打击迫害。1975年4月份,粟裕同志奉、副主席指示视察华东地区来到安徽时,父亲向他汇报了上述情况和担心再次遭受丁盛政治迫害的顾虑。粟司令员说:不要怕,他是脸上有“金印”的人(意指丁盛是上了“贼船”的人)。但在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组织重新审查后采取了挂起来的处理办法(即“查无证据、相信本人陈述”),使父亲长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

  1978年11月28日至12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原生产建设兵团(此前兵团已被撤销建制)三级干部会议,揭批、“”集团反动路线和丁、裴的错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四位新领导所作的斗争重新做出评价和结论。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的祁果同志所做的报告指出:“从一开始,丁盛就同、黄永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歪曲、篡改周总理、叶副主席的指示,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把主要锋芒对准邓副主席和贺龙、王震副总理,同时残酷打击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搞得生产兵团无宁日,自治区无宁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此前任兵团司令员)张竭诚同志在大会发言中也指出:“丁盛是、的余党。丁一到兵团就声称,我是林副主席派来兵团夺权的。”“丁盛、裴周玉在兵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也得到的庇护和支持。1968年,在中央领导接见兵团党委常委时疯狂训斥曾如清、孔瑞云等同志,为丁、裴撑腰壮胆。”“曾如清、孔瑞云、杜海林、朱铁谷等四位领导同志到兵团工作后,对丁、裴一伙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破坏十二条,挑动武斗,群众,迫害干部等犯罪行径作了坚决斗争。丁、裴一伙恨之入骨,给他们扣上为一·二六反革命事件翻案、为张仲瀚翻案的大帽子,把他们架空,并诬陷曾如清同志是叛徒,朱铁谷同志是五·一六分子,给孔、杜两同志也罗织罪名,妄图一举打倒。”

  自治区党委《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几个问题的决议》第五条指出:“1968年5月15日兵团党委在北京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全面胜利的决议》,恶毒攻击、彭德怀、贺龙同志,污蔑和分裂兵团广大干部群众,诽谤兵团四位新领导,叫嚷坚决砸烂公、检、法,是一个十足的反动文件,现决定予以撤销。由丁盛、裴周玉及其帮派骨干炮制的所谓五·四指示稿,一并废除。”也许是迫于形势的压力,那位在“文革”中追随、干了许多坏事、并直接“操刀”诬陷迫害父亲的原兵团第二政委裴周玉也给父亲寄来了一封检讨信,表示忏悔,请求原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决定平反历史上一切冤假错案。父亲于1979年底给新疆党组织写了申诉信,时隔不久,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中共乌鲁木齐军区委员会于1980年1月11日做出《关于曾如清同志的平反决定》,明确指出:“、一伙篡改的五·四指示稿和炮制的兵团党委在北京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全面胜利的决议》,中央已经批准撤销。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曾如清同志在原兵团工作期间所坚持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他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是好的。、一伙以所谓两翻三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罪名攻击、批斗曾如清同志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擅自抛出曾如清同志所谓历史问题,并诬蔑曾如清同志为叛徒,更是明目张胆地对曾如清同志的政治诬陷。为此,现决定,推倒、一伙强加给曾如清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后来,经江苏省委研究并报中央批准,安排父亲担任第四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部队党组织也对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一历史沉冤才得以彻底解决。

  1980年2月,父亲与同样平反复出、恢复了政治名誉的张仲瀚在北京邂逅,是“文革”中新疆兵团复杂的政治斗争将两位彼此之间既陌生又熟悉的老干部、老红军戏剧性地聚到了一起。他们共同目睹了历史的公正裁决,共同庆贺着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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