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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的厉妆:解读道学暗影下的南宋史学》(以下简称《厉妆》)为

时间:2019-02-1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原标题:青年学人 尹航: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尹航,1989年生于浙江杭州,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宋史、政治制度史。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以下简称《严妆》)为蔡涵墨

  原标题:青年学人 尹航: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尹航,1989年生于浙江杭州,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宋史、政治制度史。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以下简称《严妆》)为蔡涵墨教授( Charles Hartman)的论文集,包括七篇论文与一篇书评,主题都与南宋史学史相关。作者研究涉及的具体时段,从北宋末年的开封围城延展至南宋晚期,大体是从人物、具体文本和历史著作入手,研究其形成过程,关注其中受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影响。作者依照研究主题,将文集分为四部分,两篇与秦桧相关的文章归入“秦桧研究”,与具体文本形成相关的两篇文章列入“文本考古学”,研究史学著作编纂与出版的三文列为“道学与历史”,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书评单独列出。

  笔者以为,《严妆》本身论文集的形式,与贯穿作者所有研究的主旨间存在着些许隔阂,令读者难以把握。诸篇论文背后指向相同的主题,分散在各篇章中的论述既显重复,又难以涵盖文集中各研究的成果。为以中文出版,文集所收的诸文都经过了修订,但各篇文章成文时间跨度较大,作者自身的基本观点与研究的造诣也在成熟,以研究对象分类的编排方式,给读者带来的整体印象,可能是研究水平存在参差,核心观点缺少概括。笔者希望整合各篇文章的内容,从整体研究脉络、主要研究方法与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评介。

  《严妆》所收诸文的选题多从史学切入,然而最终指向南宋道学在发展过程中与政治、思想、社会的互动。若从作者的研究理路出发考虑,《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与《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二文奠定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和研究线索。《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中,作者注意到了《宋史》文本层累的形成过程以及道学视角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成为系列研究的初始问题。文中初步提出了以李心传与朱熹为代表的两种历史叙述,“对于李心传来说,秦桧是一个恶徒,但却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恶徒”,“对于朱熹来说,秦桧是一个宇宙级的恶棍”(第97页)。在史著的流传中,源自司马光《资治通鉴》传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长篇著作,最终不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及继之的吕中、何俌的说教式著作。

  《无奈的史家》一文中,作者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观点。关于《宋史》层累形成的过程,作者认为《宋史》汇集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史料,通过比较不同文本,可以将《宋史》的文本演变分为四个阶段:奏议等原始材料;根据官方档案初步编纂的官私作品,如国史、实录、《东都事略》;13世纪以后出现的道学式作品;元代史官编写的文本。这一阶段划分不仅适用于《宋史》的形成,也可帮助读者判断南宋官私史学编纂活动的基本情况。

  李焘、李心传与朱熹及其后学的对立得到了强化,被界定为自《资治通鉴》开启的史学传统与受朱熹影响形成的纲目体传统间的冲突。作者从两方面呈现了冲突。一方面,作者视朱熹对孙觌的攻击为“宋代历史书写中《通鉴》传统与纲目体传统之间的早期冲突”(第226页),以《宋史》中北宋灭亡历史叙述的形成过程与其中存在的争议,展现李焘与朱熹评判事件与人物标准的差别。1167年,洪迈邀请孙觌协助编纂《钦宗实录》,孙觌认为以自身负面的名声参与实录编修,将损害成书的可信度。推脱不得,孙觌答应提供自身对钦宗时期亲历人物、事件的回忆,最终上呈了题为《蔡京事实》的手稿,但未被《钦宗实录》采纳。尽管如此,朱熹坚持李纲等主战大臣在北宋末年和南宋中兴历史中的正面形象,因而以李焘将姚平仲劫寨与种师中战死二事归咎于李纲,对《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北宋灭亡历史不满。朱熹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之所以出现如此错误,是由于孙觌提供的材料进入了《钦宗实录》,并被李焘采用。朱熹批评孙觌人品卑劣,且在北宋覆灭中有着责任,一贯试图抹黑李纲等主战官员。随着朱熹与其门徒的史学编纂活动,李纲的正面形象与孙觌的负面形象在传播中得到接受,最终反映在《宋史》传记中。作者认为,李焘综合现存的各种材料,通过其史学素养,呈现公允的叙述,朱熹从自身既有的历史认识出发,调整原始材料以强化自身观点,维持其理想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形象。

  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历史编纂存在明确的体裁差异。司马光及其继承者李焘、李心传的代表作品,均为编年体史书,呈现材料的方式都沿袭《通鉴》中正文与注文配合的方法——正文呈现历史叙述,注文说明正文的史料来源,并提供与正文相左的史料和编者取舍的理由。道学式历史编纂常用的体裁是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发明的纲目体和与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发明的纪事本末体。两种体裁缩编了《通鉴》等卷帙浩繁的著作,帮助读者掌握编年体史著的内容,并以纲目编排和事件去取彰显编者的历史观点,更适应书院教学。

  《严妆》中的其他研究,大体可从对南宋本朝史书写的性质与过程的判断和《通鉴》与纲目体传统的对立两点出发,视为对整体结构的完善和其中线索的跟进。

  作者在还原具体文本的产生过程,确定现存若干文本之间的关系时,通常以官方历史编纂配合文本比对,确定文本产生中受到的影响和不同文本之间的继承关系。宋代日历、实录、国史的官方修纂系统,成为作者用于判断年代的线索。《无奈的史家》梳理了南宋官方编纂《钦宗日历》至完成《四朝国史》的过程。作者指出,由于北宋末年的历史在南宋初年的政治中高度敏感,钦宗朝历史的编纂工作在12世纪40年代陷入停顿,直到钦宗去世和高宗禅让之后才得以恢复,在1166年底完成了《钦宗日历》定稿,又在一年多时间里迅速编成《钦宗实录》。1186年,洪迈依靠王称进呈的《东都事略》,合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为《四朝国史》,补全了北宋的官修史书。元代编纂《宋史》的主要材料即宋代国史。《〈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中,作者补充了《四朝国史》编纂中对《长编》的排斥,和李焘在《长编》编纂过程中有机会在四川参考王赏《东都事略》的手稿。此后道学士大夫编纂的纲目体及纪事本末体本朝史,主要产生于13世纪,大体是利用《长编》和南宋国史删节编排而成。作者讨论层累形成的文本时,尽管其形成过程中的诸环节并不总是存在平行文本可供比对,仍然能利用南宋官方史学编纂活动为线索,追踪文本的来源、产生的年代、演变中受到的影响。

  作者对13世纪以后一些史学著作的研究,完善了对道学式历史书写的认识,并将关注点推向地方社会和道学式著作的流传。《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讨论了13世纪政治局势及其对史著出版和流传的影响。蒙古占领四川前以眉山为中心的地区史学编纂和出版业都相当繁荣,且在13世纪前期有着缩编《长编》以便于教育的潮流。杨仲良的著作亦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原本综合了纪事本末与纲目两种体裁,题为《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但在朱熹和陈均的纲目体史著成为标准流行之后,杨著很难被认定为纲目体,而更易被归为一般的纪事本末体著作。至四川失陷,庐陵出版商借机重印杨著时,即径以“纪事本末”为名。其中,作者展现了蒙古占领原本的史学和出版中心四川,促成了出版中心的转移,而朱熹、袁枢和陈均的纲目体作品的流行,则改变了时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类著作的认识。

  进而,作者在《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中,讨论了处于道学式的历史书写中心的纲目体史著的出版与流行。作者将陈均的三部宋史纲目体著作的写作与出版,作为宋代史学从“记录型史学”向“教学型史学”转变的显著案例。道学在13世纪前期发展为拥有高层支持的全国性运动,道学学者利用在私人书院和官学机构中的影响力和福建地区发达的出版业,令自身的著作广泛流传。作者论证了陈均著作现存各版本对应了成书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勾勒出政治和道学因素牵扯下的陈均著作出版史。朝廷政局从史弥远专权到“端平更化”,又在“更化”失败后转为史嵩之掌权,陈均的著作也从最初自身在史弥远当权时的反抗,到被郑性之、真德秀包装为《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更化”的宣传,再因“更化”的失败而进行删节。陈均的著作此后转入福建地方流传,但在元代编纂《宋史》时得到采用。

  在《严妆》确定结集之后成文的《平反陈东》中,作者进一步追踪了南宋中后期地方道学士大夫对中央政局变化的应对。通过考察陈东文集序跋形成涉及的时段和人物,作者厘清了士人为陈东编集文集热情的高低。与道学士大夫在政治中的遭遇一致,在陈东恢复名誉的历史过程背后,是朝廷与地方社会分别将陈东视为宋室忠臣和权臣反抗者的不同态度。

  《〈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中,揭示了《道命录》在元代被改造为更符合道学口味的著作,并以此解释李心传在不同文献中体现出对道学运动的不同态度。李心传认同道学思想中反对权臣独裁的方面,但对道学获得正统学说地位之后不再热衷批判独裁感到失望。李心传也基于史家的立场,拒绝道学式的历史书写。《道命录》在元代被大幅改写的遭遇,展现了道学式史观改写、重编史著的时间跨度。

  《朱熹和他的世界》讨论了道学视角对当代学者认识宋代历史的影响。作者认为,余英时将朱熹描绘的历史世界等同于朱熹真实经历的历史世界。朱熹为定位自身而构建的宋代思想谱系被余英时全盘接受,并且以现代史学的方式,完成了朱熹理想中的宋代史。至此,作者将道学对宋代历史认识的影响,从北宋末年上推至整个北宋时代。

  作者的思虑也及乎道学士大夫的反面,即南宋中央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建构。《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道学史中的意义》中,作者追踪了秦桧所作《先圣七十二贤赞像记》中使用的经典语言,指出秦桧建立了由国家权力垄断、君主继承的“道统”,构建了文化与政治权威的结合,朱熹等人发展的道学学说意在与国家既有的政治结构竞争。然而在道学的政治和思想主张得势之后,其对手的存在亦变得隐而不彰。

  作者的研究从南宋“记录型史学”与“教学型史学”两种倾向出发,最终整体上呈现了南宋国家权力,李焘、李心传为代表的专业史家,以朱熹及其后学为代表的道学士大夫三者之间交织的历史。从最终结果来看,道学运动获得了全方位的胜利:道学学说13世纪中期起获得官方地位,自元代以降不改,道学历史观借纲目体教科书的广泛流行被广大士人接受,最终也为元代编纂的《宋史》采用。道学史观胜利后,秦桧等人的历史形象就此固定,与道学史观不符的史料,如原本《道命录》、秦桧碑记,被逐步改编、清除。李心传、李焘的著作尽管是纲目体史著及《宋史》的取材对象,但因为卷帙浩繁,罕有流传。

  作者在各个层面还原了道学与其余二者竞争并最终获胜的过程。南宋皇帝与专权宰相,试图让皇帝垄断政治与文化权威。朱熹的道学观点试图与宰相代表的国家权力竞争,其运用的武器除自身发展出的道学学说之外,亦包括朱熹开创并由其追随者完善的道学式本朝史观,包括秦桧至南宋诸宰相的负面形象和李纲等主战派官员的正面形象,道学在宋代历史中的地位则有所提高。现实政治与政治思想中的危险性令道学在南宋前中期数次遭到来自国家权力的打压,道学运动的发展转入地方社会和教育领域。道学运动在地方的成功,令中央政府转而将道学奉为正统学说,而打压以道学挑战中央权力的士大夫。道学在地方的成功与纲目体史书的流行相辅相成。纲目体史书是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著作观点鲜明、易于普及的缩略版本,因适合教学流行于书院和官学。伴随纲目体教科书的流传,其中承载的道德判断亦被广泛接受,长篇的编年史无人问津,分析史料出发的史学传统让位于立场优先的道德判断。

  作者将自身研究使用的方法称为“文本考古学”。史学家以抄录和改造既有记载编纂历史,作者反转这一过程,整理相互存在文本间性的各项记载产生和被编辑到一起的时间顺序,以还原文本形成的历史。结合史料形成期间政治和思想中发生的变化,能够发现文本随着政治与思想变化不断改变的动态过程。

  如自序所述,作者并不讳言受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但同时也声明自己不是解构理论的专家。《严妆》所收诸研究的论证和分析中,也没有使用各类后现代史学著作中常见的概念。唯一可能令读者感到陌生的是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一词,作者实际用以说明不同文本前后承袭构成的脉络(第5页),这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追溯史料来源、史著编纂过程,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基本素养,因而读者在阅读中,能够从容检讨作者的论证过程。从另一方面看,若这一方法的基本元素是读者司空见惯的,作者提出的“文本考古学”又有哪些不寻常之处?

  学界熟悉的对史料进行溯源的做法,文本段落单线上溯,目的是辨析史料价值,判定记载的真伪,服务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献研究则多专注文献本身,希望发掘文献的价值,同时为读者提供使用文献需要的信息。

  《严妆》的研究方法相比之下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作者拓展了“文本考古”的运用方式。作者将“文本考古”施用于不同规模的文本,既可能是具体段落,如《无奈的史家》一文中考察李焘记载姚平仲劫寨与种师中之死的两段记载的材料来源,也可能是稍具规模的传记全文,如对《宋史·蔡京传》的研究即试图通过《宋史·蔡京传》与《东都事略·蔡京传》以及其他平行文本的比较,揭示《宋史》编纂者对蔡京形象的建构。“文本考古”的方法也可应用于整部著作,作者分析了《道命录》全书的文本和编排,指出今本《道命录》经过了元人的大幅扩编,并根据恢复的原本《道命录》解释李心传晚年对道学的态度。在通过文本比较构建文本形成的历史之外,作者也尝试以文本间的联系讨论文本试图表达的意义,在《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一文中,尝试考证秦桧在碑记中的经典引文在原文中的意义和这些引文在宋代的用法,讨论秦桧于当时情形下希望在碑记中表达的含义,最终揭示道学家与国家竞争控制同一套修辞话语的现象。在探讨文本的特点和文本之间的联系时,作者除了具体内容的因袭之外,也重视书名、文体、结构、段落顺序等方面的特征,并试图呈现其背后的意义。

  其次,作者研究的指向问题也不同。《严妆》中的多篇文章都以具体文本与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不乏对编纂过程和流传版本的关注。作者的研究不限于文献或史学史领域,在恢复著作原貌和原意之外,更注重史著形成和流传过程中政治与思想因素的影响,试图将历史书写作为理解南宋历史的一条线索,与政治史、思想史对照,展现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严妆》中的各研究,将南宋官方史学编纂活动、道学士大夫史学编纂的实践、地方士人在教育领域的活跃、南宋中央政治中的几次权力更迭等多方面的内容整合到同一脉络中理解。后世史家秉持的对南宋的历史认识,显然如书名提示,受到的政治和思想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变的妆容,需要经过逐步还原方显底色。反之,通过史学编纂与政治、思想诸层面的纠葛,能够看到史学编纂本身也深入参与了南宋历史进程,而不仅是附着在历史真相上的修饰。

  最终,作者从习见的“文本考古”出发,形成了一套系统、多层次的操作方法。对南宋历史书写的考察,也因之呈现出丰富的维度。

  《严妆》中各篇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首先,《严妆》中一些对宋代制度名物的理解和史料的字面解读尚存缺憾。如作者对《宋史·蔡京传》的研究中,强调官员印纸的传记性质,将其视为《宋史》传记等一系列传记编纂的开端,模糊了印纸作为考课文书的基本性质(第163~165页)。《无奈的史家》中,作者引述《朱子语类》对种师中之死的议论——种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作者认为,朱熹怀疑此事真伪,因为种师中作为一流将领,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死亡。进而,作者推论朱熹相信道德崇高的人——如种师中,亦当有杰出的行为(第248页)。然朱熹对此事的怀疑与种师中的道德水准并无关,而是从常理出发,认为实权将领不当仅凭一纸命令赴死。以此为例说明朱熹对道德和行为关系的认识,亦有偏颇。

  作者能够以“文本考古”的方法还原文本形成中各阶段的情况,得益于南宋时期相对丰富的文献保留了记载相同人物、事件的“平行文本”,能够与研究对象相互对照。但在一些缺少平行文本或未经比对的情况下,作者可能基于自身研究中“道学式历史”的定见做出推断。如在《朱熹和他的世界》中,作者认为余英时高估了范仲淹在北宋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一倾向又直接来自朱熹。范仲淹在富弼与欧阳修撰写的传记中只是“专注而富有同情心的同事”和“一个不成功但又具有改革意识的政治小团体中值得尊敬的一员”,范仲淹的形象上升为道德领袖,是理学发展的结果(第458页)。作者在此过度使用了“道学式历史”。这一观点依据的材料,仅有欧阳修、富弼所作的范仲淹传记与朱熹的人物评论,作者没有参考不同立场、不同时代的其他材料以求证上述观点,作者引为典范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能证实范仲淹的重要性。作者论证一些记载因“道学式历史”的影响而改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背后是“历史书写”研究与作者旨趣间的参差。史家著史时存在自身的目的、立场自然难免,但从史著中的文本推测史家的立场,已经存在风险,而要证明史家出于自身的目的有意操弄了材料,需要不同记载间的对照。历史书写研究的基本任务止于史家的动机,若要进一步还原史实,则需专门的考证。作者的研究旨趣由历史书写延伸至南宋史家通过著史与政治、思想、社会层面的互动,涉及史家所处的时代,尽管在论证南宋史家的文本受道学影响时,也有未经对照平行文本而推断为“道学式历史”的情况,但大体可以信服。但将关注移往史家书写的时段,上推道学的影响至北宋时,则难以通过检讨史家所持的立场,对历史叙述进行还原、修正。作者对蔡京、秦桧传记的研究亦存在相同的问题,从文本差异推测史家的动机已存在风险,在其他记载不足的情况下试图摈除史家立场、还原中立的叙述则更难取信。

  《严妆》整体研究框架中的问题,在于“教学型史学”与“记录型史学”这一对立概念未经系统的梳理。二者是作者为讨论便利抽象出的两极(第298页),论及具体史家和作品时,大体与“道学式历史”与“《通鉴》传统”史学相对应。

  作者常称“教学型史学”是“道学式”的,或径称为“道学式历史”“道学式著作”,是将“教学型史学”与李焘、李心传著作对立的基本判断。但限于《严妆》的体例,作者未能对“道学式历史”做出集中的定义,相关的如“道学式的(历史)作品”“道学式的历史书写”意义也有差别。综合来看,作者在使用“道学式历史”“道学式著作”等说法时,通常包含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首先,南宋一些历史作品本身被认为是“道学式”的。他们大多由朱熹及其追随者编纂,《严妆》中“道学与历史”部分中列举了诸多这一性质的著作。在技术层面,“道学式历史”指这些史著编纂的方式及目的,基本对应了作者对“教学型史学”的认识。道学式的史著主要以纲目体、纪事本末体存在,其体裁便于在教学中宣扬道学立场的历史。纲目体史书通过选取、编排作为“纲”的事件,加重了符合道学立场的人物、事件在历史中所占的比重,并在纲的命名中明确褒贬立场;“目”的文字,以双行注文的形式出现,是对著者道德观点的宣扬和阐发。在历史学的层面,作者认为“道学式历史”以道德评判替代史料辨析,先以历史人物是否符合道学立场进行道德判断,再以道学立场下的正反面形象判断人物的事迹,形成正面人物为善,反面人物为恶的叙述。最后,“道学式历史”也指以上述目的和方法形成的历史叙述,符合道学立场的宋史观点最终成为对宋代历史的主导叙述,成为对诸多人物、事件的一般印象。

  处于“道学式历史”对立面的“《通鉴》传统”(第218页),是作者心中“记录型史学”的代表。得以列入其中的史家与著作不多,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外,并无更多的代表。上述代表著作以编年体写就,编纂的基本立场是考订官方档案中的错误。“《通鉴》传统”的史家也以历史彰显道德教训,但将之寓于史料编排之中。作者一定程度上将这类著作和史家划归为编纂官方历史的专业史家,因他们依赖官方档案写作,且经常任职史馆,参与编纂官修史书。朝廷之外,四川是《通鉴》史学传统的阵地,当地藏书丰富的士族、发达的出版业都支持了史学传统的延续。

  作者以现代专业史家的立场,对“道学式历史”持批判态度,认为其重视道德立场甚于史料证据,对同为专业史家的“《通鉴》传统”则予以同情,以之为宋代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宋史》文本出现了两种传统的混融,被作者视为“《通鉴》传统”在历史上的消逝。以历史现象论,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后,罕有以官方档案和官修史书为主编纂编年体本朝史的力作。

  作者对二者的划分一定程度基于“后见之明”。作者从《宋史》文本中史观的不一致,看到了道学与李焘、李心传之间史学的差异。随后看到了南宋晚期纲目体史著的流行和其中的道学立场,进而追踪根源。作者对纲目体史著的追踪止于朱熹,对朱熹及同时代学者史学观点的考察亦大体集中于《朱子语类》和《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和同时代道学家为13世纪纲目体史书的著者与推广者指明了方向,抑或13世纪的道学士大夫从朱熹一代学者中选取了纲目体史书这一形式,尚待厘清。

  纲目体这一体裁系朱熹以《资治通鉴纲目》首创,寄托了宣扬道德教诲的期待。如果追踪以道德教诲为主要功能的史学体裁或历史编纂活动,则其在道学之前已经见于官修史书中。官修史书的诸多体裁中,作者强调起居注、日历、实录最终至国史一系,然而同时也存在着宝训、圣政录等以道德训诫、弘扬形象为目的的体裁。纲目体史书的流行,可视为更宽泛的道德史学传统中的一环。

  相形之下,作者定义的“《通鉴》传统”颇显薄弱。史家必须依靠大量官方档案工作,但如作者对《四朝国史》成书过程的梳理,他们在官修史书的编纂中亦经常难以发挥影响。同时,李焘、李心传的代表著作并不是官修史书从起居注到国史的序列中的固定环节。尽管享有极高的声誉,李焘、李心传巨著流通的困难,也不以纲目体史书的流行为起点。总之,与纲目体的流行相比,“《通鉴》传统”能在南宋存续本身似乎更为难得。

  最终的结果,作者以为“《通鉴》传统”在竞争中失利,纲目体教科书的流行导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几近散佚,仅赖《永乐大典》得以保存。但“《通鉴》传统”在南宋的维持本身依赖两项条件:史家当有机会在朝廷史馆任职,参与官方史学编纂,接触官方档案;有一定的地方根基,作者称许的李焘、李心传以及王赏、王称父子,都来自四川地区,当地维持数代的文化家族和发达的出版业亦成为助力。从两项条件考虑,蒙古占领四川和南宋官方史学编纂的停滞对这一传统的伤害更加显著。

  从以上几点来看,作者的研究展现了南宋史学中纲目体传统与“《通鉴》传统”之间的对立,但作者所称的从“记录型史学”往“教学型史学”的转变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立,尚须回答宋代史学史领域内部更多的问题。

  回到作者在序文中申明的主旨,《严妆》中的各篇研究,是否“看清了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第1页)?整体上,作者确实超越《宋史》中的主导叙述,给出了有关南宋历史更动态的认识。然而在各研究中,或许读者对“严妆”的亲切感更甚于“素颜”。即便知晓了宋代人物形象中的建构成分,如秦桧为自身建构的正面形象与后来道学观点建构的奸臣形象,但期望以排除动机来回向历史真实,却终显困难。作者研究的重点始终集中在文本形成的过程,读者通过南宋人的历史编纂与出版,追寻其中涉及的政治、思想、社会因素,了解史学参与历史的方式。对南宋历史的认识是在检讨南宋史家编纂本朝史中,而不是在后世史家对南宋的书写中获得,“严妆”卸去后,却是化妆师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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