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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中国考这一期封二上有一段加了黑框的英文解释:

时间:2019-03-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点击: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提供了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一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提供了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一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中国历史地理由沿革地理转变而来的过程中,这表层上的日中文化往来和影响,实际上又无处不渗透着西洋(欧美)地理学思想的因素。

  1990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问世。由侯仁之院士亲笔撰写的“历史地理学”条目,明确认定“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 以侯仁之先生1932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沿革地理,1934年参加禹贡学会,同年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5期上发表《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浸》的经历,和长期在理论分析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经验与素养,历史地理学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必有相当的根据。本文承继前贤,对这一关系到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史的重要问题,做一补证。

  日本的历史地理研究早于我国,确属事实。据日本发行于1899年(明治32年)的《历史地理》杂志创刊号所载之文,该杂志是作为东京大学文科大学的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会刊而问世的,该会后又改名为历史地理学会,会刊《历史地理》的发行一直延续到1975年(第92卷)。该刊创办初期登载的有关历史地理研究会筹议和学科概念方面的文章有:《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规约》,第1卷第1号,1899年10月5日;《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设立意趣书》,第1卷第1号,1899年10月5日;《历史地理发刊词》,第1卷第1号,1899年10月5日;《关于日本历史地理的研究》,第1卷第1号,1899年10月5日;《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资料》,第1卷第2号,1899年11月5日;《关于历史地理的名称》,第l卷第4号,1900年1月5日(此文已交代“历史地理”一词是英文historical geography的日语译语)《再论日本历史地理的概念》,第2卷第1号,1900年4月5日;《什么是历史地理》,第2卷第9号,1900年12月5日。

  从以上文章发表的时间来看,日本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东亚社会起步较早,这与日本社会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开放的形势有关。当时德国的柏林大学为东京大学所仿效,延请德国历史学者里斯(Ludwin Riess,1861.12.1一1928.12.27)前来任教的结果之一,是给这里的文科大学注入了“史学性质的地理学”,带来了欧洲的学术思想。上述文章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资料、方法、名称等问题,的确比我国的同类研究早了30多年。

  某些较早出版物的只言片语曾及于历史地理名称或内容,提示着它在日本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但若就一种可以把握,且有明确意义的学科概念来说,或就有学术团体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而言,自当以1899年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的成立和《历史地理》杂志的创办,作为日本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兴起之始。此后的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从日本的各种出版物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专门学问,“历史地理”一词渐为学界内外所熟悉,《历史地理》杂志的影响同时也与日俱增。

  我国古代地理学在东亚社会长期处于较先进的地位。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国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比日本早,但于实际效果上,却在“各方面都发生了中国要比日本迟的现象”,到了20世纪初期,日本的近代学制也成了中国取道效法的一项内容。

  清政府最终引进日本学制,而不是其它国家的学制,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渐强,其中新式教育确立后所起的作用非常引人注目,因“同文近壤”的原因,清廷上下盛传“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说,于是,借鉴日本近代学制用于国内传统书院的改造,就成为清政府的首要选择。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以19世纪末《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定后,日本在华权益不断扩大,对华影响日益加深的形势为背景条件的。

  学制改革的运作方式,当时既有官方的积极提倡和策划实施,也有社会上的热烈响应和推波助澜,1901年5月罗振玉、王国维等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即为一个典型事例。1902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管学大臣张百熙进呈《京师大学堂章程》等6份奏折(习称为《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预示学制改革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到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复奏重订学堂章程(习称《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同日得到清廷批准,并宣布随即推行。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一册,在讲到文学科大学的中国史学门科目时,有“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略”和“中外今地理”两门主课,而对其内容及“学书讲习法”,有如下讲解:

  中外今地理(曰今地理者,所以别于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也。现在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外国人皆著有成书,名目不一,中国人亦有新译本,宜择译合于教法者讲授)。”

  该章程在中外地理学门科目的罗列中,第7种列出的正是“历史地理”,并规定第1学年每星期上两个钟点,第2学年每星期上1个钟点,第3个学年无。

  时在1904年初,在官方颁发的文件中,对地理学不仅有了清楚的古今之别,而且还区分开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和意外。1904年前后的中国文化界,问世的相关著作有章嵌编著的《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1912年)、杨守敬的《禹贡本义》(1906年)、龙学泰的《历代舆地沿革表》(1907年)、刘鹗的《历代黄河变迁图考》(1910年)等,当时不要说有“历史地理”之称,就连历史、地理两词的重叠使用也不多见(重叠使用的“历史地理”,是指历史、地理两门学问,有可断开和不宜断开两种情形),其中尚无上述新鲜概念,这就颇使人猜测上述章程中的概念自有来历。

  这一来历,实际上就是引进日本近代学制一途。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日之间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相互对峙关系的长时间延续,学术界对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还是讳莫如深,未予讨论,近20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已证明上述推测之不误。其实,早在1905年3月日本的泽柳正太郎(1865一1927年,曾任职于文部省),在题为《清国的新教育制度》演讲中,宣称中国新的制度与日本现行制度“没有一点”不同——“实在是毫无顾忌地大胆全盘采用日本制度”的结果;1906年,王国维(次年入清政府学部任职)所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里也讲到“大学中若医、法、理、工、农、商诸科,但袭日本大学之旧,不知于中国现在之情形有当否,以非予之专门,亦不具论,但论经学科文学科大学。”此时已是1906年,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已昭示天下,并着手实施。王国维没有不同意引进日本学制的意思,他的意思很具体,即上述两个大学“不可分为而二”,不应该缺少哲学科,“群经之不可分科”,“地理学科不必设于”文学科大学等。这说明本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经眼人物,对当时中国学习与模仿日本学制的做法是非常清楚的(参见表1)。

  既然《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基本框架和材料都来自日本,里面的分科大学(经学科大学除外)、科目、主课的制定,以及各种名词概念及其相应内容,也都来自日本。1903年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的书目,日本教科书也占绝对比重,理科方面的教科书更是如此。因日语书写文字中保留了大量汉字,日语名词词汇又以汉字组成为主要形式,故而近代日本有许多可以表达新义的词汇传入中国,这中间主要是科学名词。日语中的“歷史地理”,同汉语繁体字“歷史地理”的写法完全一样,在传入和理解上都有文字上的方便。中外地理学门科目中虽设有“历史地理”课目,当时却是无法讲授的,因为这方面的师资和教科书都没有,即便要讲授,也只有用沿革地理方面的内容去充实。日本的近代学制来源于欧洲各国,在使用中又受到日本社会自身的选择和改造,成为适合于日本国情的教育体系,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上的接近,其时两国的国情又颇多相近之处,清政府正面临着变法图强的紧迫压力,急于有所作为,模仿和借鉴日本现成而有效的学制,就成为官方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

  据现在所查到的资料,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刊,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1912年。中国地学会地学杂志社在该刊1912(民国元年)第5一6合期(6月出版)上的“本社交换新闻杂志列目”里,记有交换来的日本杂志6种,依次为《地学杂志》、《地质学杂志》、《人类学杂志》、《史学杂志》、《历史地理学》、《东亚之研究》,其中只有第2至第4种列有交换册数。第5种写作日本历史地理学会办《历史地理学)杂志,次一期写法仍旧,到第二年(1913年)第1期才改写作《历史地理》之名,恢复到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历史地理》刊名的正确写法。

  1913年第4期《地学杂志》上,刊登了林壬的译文《述泰西研究地理之今况》,虽然讲的是欧洲地理,却译自日本学者山崎直方在东京地学协会的演讲稿,可见日本学术发展已先我一程,对其不得不加以译介利用。山崎上一年有欧洲之旅,故而熟悉欧洲地学界情况,他介绍英国的易克斯佛特大学(Oxford,牛津大学)学生做论文,要从十余门课目中选择二题,这十余门课目中就有古代历史地理、近世历史地理,译介山崎这篇文章,也就将古代历史地理、近世历史地理这样的概念术语引入国内。

  1919年由协和大学、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是属美国基督教教会所办,资金充足,购买的图书也较多,其中一个来源,即日文书刊。1933年(民国22年)9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刊出的于式玉女士编《日本期刊38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其中收录有《历史地理》第1卷第1期至第60卷第4期。1940年(民国29年)2月由哈佛燕京学社刊出的于式玉、刘选民编《175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其中收录有《历史地理》第60卷第5期至第71卷第、6期。日刊《历史地理》第1卷只有1一6号,2卷起为1一12号,以后又改为每年两卷,到刘选民编引得时,燕京大学图书馆对《历史地理》连续收藏已到71卷。这些杂志的存在和编目后所产生的影响,使这份杂志迟早会在学术界起到它的作用。

  20世纪以降,日本以中国为重头的东洋史学发展很快,中国的历史地理也自然而然成为其中的重要方面。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坛上,和田清从1934年(昭和9年)开始,就讲授“支那历史地理”课程。日本的《东洋读史地图》也传到了北京,《禹贡》半月刊《发刊词》里曾评论“日本人箭内亘所编的《东洋读史地图》极负盛名,销行甚广,实际错误百出,除了印刷精良之外一无足取”。实际上,该图编者于1912年9月写就的《东洋读史地图凡例》里一再使用着“历史地理”一词,如“支那塞外的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的研究”、“支那历史地理上的问题”等。箭内亘等撰写的《满州历史地理》,1913年由东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在学术界内外都有流传。京都帝国大学小川琢治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前续集出版于1928年、1929年(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在1940年以前,其对学术界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调查。

  需要注意日本之外的欧美学术影响,因为自17世纪以来,欧美学术不仅辗转通过日本影响着中国,而且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传入和影响着中国。1919年5月,在国立中央大学地学系任职的胡焕庸,在《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上发表《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介绍以萨布尔(Shabur)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地理研究,有“以地理解释历史”为目的和意“在说明地理景色在过去时代之变迁”之功用两种研究方式。这些方法在学术思想上所具有的先进性,对于中国当时已持续两千年的舆地之学传统,无疑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和改造作用,但由于国内同时期近代学术发展程度尚低,专业人员很少,对此还不能做出积极地反应。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知识与其所反映的成就主要包含在传统的舆地之学中,一直以地理志、水经为大宗,以沿革地理为主脉,其余蔓延散落在多种历史文献里。在经过清朝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以后,经世致用思想一直是社会上的主流,民国时期尽管各种社会矛盾交绥,天下动荡不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西风东渐(也包括转至日本的西风又西渐)的过程中,依靠各方面人士和社会上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国内一步步奠定基础。这中间也包括在近代历史学思想、近代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带动下,我国历史地理学由沿革地理转变而来的过程。

  1934年3月1日由顾颉刚、谭其骧在北京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杂志问世,这第1卷第1期上的《发刊词》(由谭先生撰写,顾先生修改,视其文风,则像是顾先生手笔)里写到:

  “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过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己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

  ……《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在燕京、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顾先生(始自1933年),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的谭先生(始自1932年),便在三校联手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办起了自己的刊物。

  禹贡学会的办会宗旨,在半月刊的一系列文字中多有反映。第一个宗旨,如第1卷第1期上的《禹贡学会简章》第一条所定,“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为目的”,这与第1卷第4期上的《地图底本出版豫告》,第4卷第10期上的《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所述口径一致。日本学者森鹿三1935年12月发表《禹贡学派的人们》一文,他据第4卷第2期以前的半月刊目录,所得到的印象是他们意欲“建立地理沿革的大殿堂”。第二个宗旨为民族演进史,是由修改补充后的《禹贡学会会章》所发布(登在第5卷第7期),第一条是云“本会以集合同志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时史为宗旨”,这在1937年第7卷第1一3合期上的《本会三年来大事表》中再次得到阐明,其主要工作则体现在第5卷第8一9合期后8期有关边疆史地研究的专号上。这一宗旨突出表现了学会成员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攸关的形势下所具有的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报效国家的精神,故而有人从中推出中国历史地理学兴起的基调乃系民族主义的论点。

  半月刊创刊号封面即印有英译刊名,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之沿革),一直用了一年24期,到第3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英译刊名改成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对此,这一期封二上有一段加了黑框的英文说明:

  “现采用经过适当修改,对半月刊来说应该是正确译法的‘中国历史地理’,作为正式的英文刊名,来取代目前发行中使用的‘中国地理之沿革’。”

  除此之外,刊物上未见任何中文说明,一直到第7卷第1一3期登出的(本会三年来大事表),中间记有1935年(民国24年)3月事,才有一句“1日,订正禹贡半月刊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但未述其订正之经由,对此译名经由之考察,目前还缺乏线索”。

  《禹贡》半月刊共出版7卷82期(其中有7版合期,合并了8期,实为74期),共发表文章732篇,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考察,发现“历史地理”一词在半月刊中出现和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仅有十多处,为考察这些文章使用“历史地理”一词的基本意向,现择要加以辨别分析:

  (1)《发刊词》上所言“顾(祖禹)氏多承明人之蔽,好空谈形势,于历史地理之实际考证,往往未尽精确”,从意思上判断,此处所说“历史地理”,可作古代地理、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三种理解,从半月刊初办时间及时人对古人的地理思想之认识来说,当倾向于后两种理解。

  (2)王庸、茅乃文辑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至1933年(民国22年)六月国内各种杂志上的文章,编成《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一书,其序在半月刊第1卷第11期上发表,其例言十三为“历史地理论题有特种门类分编者,亦不复见于历史类中,如关于黄河变迁史之论文仅见于黄河项下,历史类中并不复见”,此处区分开了历史上的地理事物与历史的区别,视历史地理为单独一类,其意是指历史上的地理。

  (3)第5卷第6期上所登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编《历史地理论文索引》,分为地理沿革、古地理考证等10个部分,分法都很在行。王庸自1931年起任该部主任,取意自当同于上述《中国地学论文索引》。

  (4)日本东方文化学院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一文,由魏建猷自日刊翻译而来,登在第5卷第10期上,该文所说“历史地理”是日本学术界的常用概念,其意指历史上的地理。

  (5)同上期青山文后所登张宏叔《对于日本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变迁之辨证》,所用题目系援青山之文而来,对“历史地理”一词,并未加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6)第7卷第1一3合期《本会三年来工作略述》中讲到半月刊发行及代售事宜,有各地“又以本会为历史地理学之总汇,凡各家所出关于历史地理之图书多属寄售”句,这是半月刊各卷难得的一句“历史地理学”术语,加一个“学”字,那就只有一种理解,即关于如何研究过去的地理的一种学问。

  (7)同上期《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有编制“正史地名索引”一项,解说为“正史为一般人常读之书,亦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者所必用之书”,由学会制定的计划这样来措词,显然已视自身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者了,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8)第7卷第6一7合期为“古代地理专号”,由童书业参与编辑并撰定“序言”,他说要说明东北和蒙古很早就成了中国的领土,“我们便不能不研究些战国秦汉的历史地理,才好把那时的历史地理来做证明”,这明显是指过去的地理。

  (9)第7卷第8一9合期所载陈增敏《察绥之历史地理概观》一文,系国内学者独立使用“历史地理”一词做文章题目的,用的是综合考察方法,探讨的是察绥地区历史上的地理。

  总括以上观察分析,“历史地理”一词在半月刊中并不常用,第3卷第1期采用的新的英译刊名出现在第5卷第10期青山文章之前,使人终感禹贡学会有眼明之人,否则就显得过于迟缓了。第5卷第10期后“历史地理”一词使用较多,其中该有青山一文显明的标题所起的昭示启发作用。若与日刊《历史地理》最早的第1、2卷相比,半月刊未能开展有关历史地理研究的范畴、资料、方法、名称等问题的讨论,则是至为明显的。由此看来,在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历史地理”一词,表明论者在思想观念上可能已有所思考,即他不完全是把眼光放在沿革地理上,而可能还注意着地理事物变化的因素、过程以及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形成这样的思考,其原动力一方面取决于论者个人的学识素养,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论者对现实社会学术发展的关心程度了。

  总之,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的转换,这一过程在我国极其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传统史学根深叶茂,世所罕有,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又多为史学出身(如半月刊《发刊词》所云:“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缺乏持续的稳定,难以给学术研究提供可靠而持久的基础条件。至1950年7月16日,于建国前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留学归来的侯仁之先生,时逢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就在《新建设》(双周刊)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文章里说“在最近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目中,有一门是‘中国沿革地理’”,侯先生对此论述道,“‘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已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他建议把大学历史系正在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选修课程,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展开研究工作。经过学术界后来一段长时间的酝酿讨论,侯仁之先生的倡议逐渐得到全国同行的赞同和响应。

  至此,本文对“历史地理”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做了尽可能客观的钩沉。传入方式有随近代学制一同引进,国外图书采购和零散译介三种,其来源有日本和西洋(欧美)各国,其顺序以日本为先,其影响当以日本为大,但其最终源头则在欧洲的德国等国。这些情况表明,近代学术发展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国内历史地理学终于从沿革地理中蜕变而来,是各种思想观念交锋取舍,传统学术得到改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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